我院“梅素音”奖学金颁奖典礼在江安校区顺利举行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吴铭 进入 强世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乌克兰宪政危机 。

未到庭证人，可宣读书面证言。想到李庄，我不禁不寒而栗。

李庄案中，检方所依赖证明李庄有罪的证据都是证人证言，辩方要求证人出庭，但证人却一个没有出庭。应该说，是李庄的强势断送了他自己，但如果没有他出现，也许会有其他律师被送上这个法律和道德的审判台，李庄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其他律师，无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律师，无论他是否嫖娼，无论他是否发过重庆人傻、钱多，快来。第一，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作证成为认定案件证人证言效力的必然条件，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证言是不会被法院采纳的，刑事案件对证据的要求应该高于民事案件，而不能低于民事案件。那你的朋友中有克格勃吗？没有。在得知李庄被抓之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肯定会被判决有罪，因为道理很简单，只要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被抓就清楚了。

针锋相对的是，以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为法学家认为代表的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才可以加以接受和认定，而他认为，质证一定是当面对质而不可以只是出示一张纸。有媒体甚至使用了这样的标题：重庆黑老大为何集体翻供？言下之意，警方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所有这些，都将对中国法律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上的信息都处于可复制和被攻控状态，而且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的表达自由、隐私权等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人们在共享信息的同时，也在承受着信息所带来的风险。社会学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城乡断裂。理性时代来临，传统权威逐渐隐退。承受原子武器之害的不是在战场上冲杀的军人，而是无辜的平民百姓，而其中，不分妇女和儿童。

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别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分为十几个法系。现代社会风险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与科技有关。

法律的天性是保守的，而今后将变得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灵活性。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欧洲现在出现的主权债务危机可能是新一轮风险的开始。安全始终是人类有制度设计以来首选的基本价值，但现代社会的风险和历史上的风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给出了答案：当代社会与工业化社会初期不同，当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是风险性。同样，中国也面临着机会。

这不但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改善了国家的内部治理方式。东南的珠三角一带，土壤中重金属的含量，比其他地方要高十几倍。当你是继承人时，你同时也是权利人，你有权利破坏生态，现在你是借人东西的人，你就是债务人，即义务人，债务人的第一义务是保持被借物的完好，当子孙即权利人需要的时候要完好无损地交给他们。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的环境观念在哲学上首先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现代风险的无限延展性。这意味着，战争的结果不再是胜利和失败，而是存在与毁灭。

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宗教上。公法将呈现社会法化，软法将大行其道。

按照当今社会理论的论述，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它在根本上超越了固有的国界与群体区隔，将人类裹挟进一个同质的世界社会。火山复燃看上去是自然现象，但受其影响的却是超国度的整个人类社会。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法律治理，日益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全球化。煤炭用完之后，我们依赖什么来支撑发展？有人说依靠石油，而现在我们对石油的自产供给能力已经不足20%，并且中国的石油通道是单一的。法治将与治理观念相结合，普遍主义的法治将包容文化的地方性等。这就涉及到社会哲学的转变，从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到现在的生态平衡主义，人类不再是中心，一切生态都是有生命的。

如果出现石油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活就会是一片黑暗，我们的交通也将陷入瘫痪。第二个区别是：过去的风险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是面向特定地域的。

政府领导人在2000年曾说：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10亿吨，但是2003年就达到了20亿吨。这三十年我们对它的疲劳使用，再加上农药、化肥等的侵害，黑土地正在变成黄土地，厚度减少了三十多公分。

工业化早期及其以前的社会风险基本来自自然，而现代社会的风险，自然的部分已不那么重要，现代风险主要来自人类的自觉活动本身，它是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整体性的，是超地域、超时间的，在一个地方发生的风险，可能会延及整个世界，在一个时间内发生的风险，也可能会祸及子孙。

风险社会的确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不过，危机也预示着机会。宪政民主体制将更加关心对科技和商业的控制。前工业时代，法律以身份等级为特点，它适应了各国隔离封闭的社会环境，此时，纠纷是地方性的，政治是地缘性的，文化是民族性的，法律制度也是地方性的。我们正迈向一个全新的社会，而一个全新的社会，必定需要全新的法律理论。

与此同时，主权观念将趋于式微。要控制、克减风险，人类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创新。

在此可以举四个例子，东南西北各一个。在过去，科学技术一直特立独行，理直气壮地游离于公民政治控制之外，社会只能消极承受技术的后果。

从事金融业务的人，用别人的钱让自己发财，但他又不受他人和政府的控制，因为金融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商业行为，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危机，华尔街高管的工资还在增加。如前所示，风险并不只是产生于工业技术领域，而且也来自于社会管理制度的不足、缺位、失灵。

因为从四月份以后，日本餐桌上几乎见不到三文鱼了，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受到了重大影响，而不得不作出改变。风险社会的来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也势必改变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土壤专家称，要把黄土地再变成黑土地需要3亿年的时间所以说，上级掌握官员财产状况，这还是一个古代政治的制度逻辑。

最关键的是，受理申报的机构必须将官员财产申报数据公开，供社会大众随时查阅复制。孔飞力先生的著作《叫魂》，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上级总是力图掌握最多的下级的情况，而下级则尽可能不让上级知道得太多。

但愿，此番官员财产的申报，是一个台阶，一个通向官员财产公开的台阶，一个过渡到现代政治的中间阶段。不一定非得反腐败，关键是掌握情况，至于拿谁开刀，什么时候开刀，全凭皇帝的意志。

有的时候，特别聪明的皇帝往往还会有意无意透一点风声给这个官员。美国在一九七八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中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司法、立法系统的政府工作人员，不仅必须在任职前申报财产状况，而且还需按月申报，申报范围包括配偶和抚养的子女财产状态。